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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拿大短篇小说家梅维斯·迦兰:一个浪游者

2013.12.23 加拿大 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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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注加拿大移民聆听加拿大故事:现在聊起梅维斯·迦兰,很难不把她同艾丽丝·门罗联系起来说。两人都是加拿大女作家,不过除这一点外,她们处处相反:门罗一生待在安大略,观察小镇上的人与事,迦兰则出生于魁北克的第一大都市蒙特利尔,而后自我放逐,一本正经地要做四海为家的人。十岁时,迦兰的父亲去世,母亲改嫁,八年间换了17所中学,最后才在纽约毕业。18岁,她回到蒙特利尔,给一份现在早已不存在的报纸《标准报》当了几年记者,其间访问过让-保尔·萨特这样的法国文化名人;再往后,不到30岁,她便安排好了自己以后的人生:移居法国,从那里起步浪迹天涯。梅维斯·迦兰做到了许多写作者梦想的事———靠文字养活自己;但也失去了很多,比如,离了一次婚后,她便再也没有丈夫了。

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,迦兰都是个浪游者,可以称得上稳定的,一是语言———她身在法语世界,坚持用英语写作;二是她是《纽约客》的长期供稿人,这本英语世界最有名的文化刊物真正供养了许多优秀文人。从《多彩的流放》这本短篇集来看,迦兰写的是《纽约客》比较喜欢的那类小说:带有自传和回忆色彩,将个人放到一个时代的背景之下,一边评说,一边铺陈几乎不算什么情节的情节。小说里的主角林奈特·缪尔,是迦兰本人的虚构化身,所以,你几乎可以相信,林奈特的每一句话语或内心独白,都是迦兰自己想说的:她怀有巨大的热情,要让读者了解她的状态和心迹。

在与此书同名的那个短篇里,迦兰告诉我们,她浪迹天涯的欲念是如何萌芽的:“在战争进行到第三年的那个夏天,我开始遇见难民。在蒙特利尔有大量的难民———对我来说,这是个无边的奇迹。我简直看不够他们。”完全是事实,1942年,战事最艰难的时刻,与英伦本土隔洋相望的魁北克省开始接纳难民了,“他们中的每个人……都是一本我想从头读到尾的书。”接下去,迦兰开始讲述加拿大这个国家是怎样成为英国人的流放地的:如果说澳大利亚是流放犯造就的国家,那么加拿大则是先有的国家,后被那些无心也无力培养子女的英国父母挑选为“寄存处”的,他们送子女上路,给他们一些钱,并且———更加惊人的是———设法阻挠他们回来。

正如“多彩的流放”一语带有的感情色彩所示,梅维斯·迦兰对于所有形式的流放都持欢迎,或者是好奇的态度。她兴致盎然地告诉我们,自己是如何为了逃离正常的、乏味的人生轨迹而选择与那些难民以及“汇款男”(即被流放在此、接受父母汇款维持生计的英国男人)混迹在一起的。林奈特·缪尔19岁时就已三次订婚,这里需要注意的一个事实是,加拿大的经济正是随着二战起步而腾飞的,才1000多万人口的国家,竟有十分之一穿上戎装,在不同时间不同程度地参与到了大洋对面的战火之中,因此那一段时间,国内的失业率几乎为零。林奈特-梅维斯(她生于1922年)当然会意识到,在如此缺人的国家,早早地订婚,早早地接受“安排”,会让她付出怎样的代价。后来,比她足足小17岁的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,以一种更加清晰的女权主义的立场,对父母等长辈殚精竭虑培训一代“合格”的加拿大女性的做法冷嘲热讽。

一个正在腾飞的国家,恰恰可能压抑个体人性,因为不论从话语还是从实际需要来说,它都会释放出引力,设法把人抓牢在自己的土地上,要求更多的国民戮力效忠。这部集子里最好的小说《在零和一之间》,就讲了林奈特战时在某政府部门服务的见闻。机关里充斥着因各种原因上不了前线、或不用再上前线的男人,他们和女人们一道,听着广播里口气永远淡定的战事报道,谈论着那些可能再也回不来的小伙子。安全、闲散、缺少思考,滋生了优越感的病毒,他们既看不起难民,也瞧不上魁北克的法语加拿大人群,迦兰写道:“他们为什么不能挪一下地方、走一走、伸伸懒腰、跑一跑呢?他们每个人似乎都被捆绑在一个无形的广场里;这个广场里有我的办公桌,我的绘图纸,我的橡皮筋。每天早晨都要把广场里的内容检查一遍……”在小说开头,她还提到从36岁到45岁之间,男人就仿佛静止了一般不再成长———对于亲历过那个从危机、匮乏进入富足的转折时期的加拿大人来说,这应该是个相当准确的概括。

流放构成了对一成不变的节奏的谴责、反抗、突破。在《巴黎评论》的“小说艺术”专访中,梅维斯·迦兰对自己在各个国家的自驾旅行以及徒步都津津乐道:“我曾前去那些我一个人都不认识的地方,回来时笔记本里写满了地址。”但又说:“还有其他一些环境,在那里我无法建立起任何联系,不仅仅因为没有共同的语言。哪怕在你自己的国家,也会发生类似的事。”“祖国的陌生人”,对于那些明明持有国籍和公民身份,却被赶来赶去居无定所,或者感觉不到来自同胞、邻里、亲友、制度的保护与爱的人来说,是一个特别准确的描述。

当然,梅维斯·迦兰没有理由厌恶自己的国家。但是,从某种角度说,或许越是在政治昌明、法律完备、文化发达的国家,人的自尊心就越敏感,就越容易被细微的因素触动内心,产生反感或不安,并因此做出一些在其他地方的人看来过分的反应。自我流放就是这类反应之一,仅仅是出于无聊,夹杂着一些青春叛逆心态和社会主义梦想,林奈特就愿意一头扎进自由之神的怀抱里。

《多彩的流放》这个短篇只有很简单的一点情节,就是林奈特在火车上搭上了一个英国“汇款男”弗兰克·凯恩斯,他没有子女,没有目的地,曾经旅居斯里兰卡,行囊里塞着几本书,爱说“生命没有意义”。当林奈特发现,她与凯恩斯才见了几次面,居然消息就已被人传了出去,便立刻收拾行李离开了租住地,搬回了蒙特利尔。她已经订婚了,并且在为日后的流放做准备:先通过结婚摆脱父母,随后通过流放摆脱丈夫。除此之外,任何萍水相逢的恋情,对她来说都是不可能的,也是有风险的。

所以这是一种相当纯粹的流放状态,不只是“说走就走的旅行”,她就根本没想过要停下来。加拿大军队参与二战程度最高的是两个地方,一是诺曼底登陆,二是意大利,特别是进攻西西里岛。小说里的那个凯恩斯,后来就阵亡于意大利战场,接下去,林奈特有一大段有些语无伦次的独白:她说,流亡者死了,而蒙特利尔正在着手对当年的难民行“整合化”,给他们国籍,让他们安定。引力的机器又开动了。于是,梅维斯·迦兰选择常住法国,七八十岁时还每年回加拿大一两次,凭此保持“在别处”感。如今她年过九旬,是不是还能走动?我想,如此毕生完全随性而为的人,必是宁愿灰飞烟灭于路上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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