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媒关注中国富人外国“抢房”。来自中国的购房者大都现金支付，这使得海外房产中介“做梦都想碰到中国客户。”除了海外抢房，中国富人的海外移民热潮似乎也在逐渐升温。其实质是什么呢?实质是我们牺牲土地和肥料辛辛苦苦种庄稼，等到要收割的时候，却颗颗粒粒都让别人收了去。
中国富人外国“抢房”
“做梦都想碰到中国客户”
美国记者朱利亚·威尔迪吉尔采访到了一名在中国生活了10年的日本人峰岸直美，她最近很容易就在伦敦找到了工作---房产中介。峰岸最近就以50万美元一套的价格，把伦敦奥运场馆附近一处公寓里的四套房卖给了中国人。“我做梦都想碰到中国客户，他们腰缠万贯，且全是现金支付。”报道援引峰岸的话说。
购房者多想法隐藏身份
报道说，为了吸引中国购房者，伦敦一些房产商甚至在新建的公寓中把中国人避讳的“4”也抹掉了，而“来自中国大陆的购房者大多都宁愿付现金，以尽量留下最少的个人信息，也没有任何一家伦敦房产中介愿意透露购房者的身份。”
中国富人的移民海外大潮
过去十年，越来越多的精英、富商，通过留学、技术移民或投资移民等方式移居海外，大多前往欧美澳加等西方发达国家。这一现象被称为“第三波移民潮”。
中国社会科学院2007年发布的《全球政治与安全》报告显示，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较大的移民输出国。今年6月16日，国务院侨办宣布，中国海外侨胞的数量已超过4500万，绝对数量稳居世界第一。
与改革开放初期和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两波移民潮相比，“第三波移民潮”不仅在移民数量上有所增加，而且这些移民还呈现出高学历、高技术、高成本等特点。
有学者说，如今的移民主体不再是知识分子或技术工人，而是富人;他们带走了在中国国内赚取的大笔财富;转换国籍后，子女留在国外，富人回头继续把中国作为挣钱发财的主场。
是什么推动了第三波移民潮呢?
其一，安全感的需要。曾有一名台湾学生在大陆生活几天后感叹：“大陆实在是太刺激了!”在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不确定的社会，每个人都有强烈的竞争意识、危机感和焦虑。但对财富精英来说，发达国家可能更能满足他们对于稳定、平静生活的期待。
其二，资金保值的需求。面对通胀压力和通胀预期的考验，众多新富阶层对资产的保值增值，无疑拥有更强的期待和焦虑。而在如今的中国社会，投机泛滥和投资渠道的进一步收窄，也会引发财富的“挤出效应”。
其三，为了孩子的教育。很多移民都表示，孩子的身心健康和教育是他们关注的问题。而国内的污染、医疗、教育等问题，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。有人算了一笔账：在国内，培养一个孩子从初中到大学的费用，加上各种择校费和补习费，正好可以抵消移民的费用。
其四，移民接受国的“热情”。金融危机后，许多发达国家为了发展本国经济，放宽投资移民政策，吸引了不少大陆人士投资定居。
《南方周末》援引加拿大移民局的数据称，2009年加拿大投资移民全球目标人数为2055人，中国大陆的名额就占了1000名左右。以投资起步价40万加元计算，仅2009年，即使只按“门槛标准”计算，从中国流向加拿大的财富至少23.5亿元人民币。相当于一座世博会中国馆。
中国富人为何在夹缝中求生存?
探究内地富人海外移民的主因，排在第一、二位的分别是子女教育和寻找安全感。子女教育的原因属于正常原因，而“寻找安全感”则不能不令人反思国内的社会环境。一是国内的投资环境，离法治化和规范化还有不小距离，许多投资渠道限制民营资本进入。二是贫富差距拉大，导致中国社会对财富“原罪”的追问以及不时引发的“仇富”心态也让富人们如坐针毡。如何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，成为富人们不得不担心的一个问题。
事实上，中国的富人一直以来多数都是夹缝中生存的尴尬群体。一方面，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必须仰仗权力才能生存发展，而现代行政垄断制度，又使他们时时处处面临着巨大的“权力和制度天花板”，无法在市场上实现公平竞争;另一方面，由于中国社会“腐败”和“富裕”往往有着相当大的重叠(但绝不是全部)，因此，中国的富人群体往往被社会底层或愤青群体视为“天下乌鸦一般黑”的仇恨对象，一旦社会矛盾激化，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就会成为权力的祭品和替罪羊，成为权力打击和清算的对象。
因此，及时地“见好就收”甚至逃亡国外，就成了他们迫不得已的生存方式和选择。
实际上，即使对于因仇腐而仇富的人来说，富人的流失是社会的净损失也是穷人的净损失。富豪群体的移民，从现实影响上看，就是中国精英与财富向海外的双重流失。改革开放三十多年，我们辛辛苦苦，不惜以低工资和环境的巨大污染与破坏为代价引进外资发展经济，但国内富人群体或移民或向国外转移的财富，可能远超于引进外资总额。而反观很多移民国家和地区，不惜以提供良好的教育和低税费为代价，引导世界各国富人向他们移民。其实质是什么呢?实质是我们牺牲土地和肥料辛辛苦苦种庄稼，等到要收割的时候，却颗颗粒粒都让别人收了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