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0月13日,香港特区政府宣布,将投资移民门槛从650万港元上调到1000万港元,并将房地产从投资移民计划的投资资产类别中剔除,自14日起生效。
值得关注的是,在调高投资移民门槛方面,香港特区政府并不孤独。
澳大利亚在今年4月19日大幅度修改商业移民(即投资移民)规则,取消了163B类商业移民,并大幅度提高其他类别商业移民的资金下限,家庭净资产要求从25万澳元上升至50万,升幅高达100%,经营性商业移民的投资股份占有率下限,由年营业额40万澳元、股本比例10%,大幅上升至49%。
新加坡也在不久前修改投资移民法则,其中A方案原先要求投资至少100万新加坡元于自主经营的实体企业,改为250万新加坡元;B方案原先要求投资至少150万新加坡元于指定基金,改为250万新加坡元;而C方案,即投资基金和房地产组合方案则干脆被取消,也就是说和香港一样,新加坡也不再鼓励投资移民购买当地房地产。
另一个投资移民大国加拿大则做得更绝:今年6月26日,加拿大联邦移民部宣布,暂停受理新增投资移民申请,静待10月新法启动,根据新法,联邦投资移民需要拥有160万加元资产,并在加拿大投资至少80万加元,这一规定比原先80万加元资产、投资至少40万加元的标尺,翻了整整一倍。
加拿大除了联邦,许多省份也有自主投资移民计划,联邦关门导致大量投资移民拥向这些省份,10月11日,接纳省提名投资移民最多的魁北克省宣布,自15日起暂停接受新案,并考虑将现有的40万加元投资下限提高到80万加元,和联邦投资移民标准持平。
许多评论者都指出,中国人大规模的投资移民热,对各国抬高投资移民门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
中国近年来热衷投资移民的人数的确较多,构成也较复杂,有现任、前任官员及其家属(其中自然也包括“贪官”),有资金实力雄厚的企业家、富豪和明星们,也有很多是普通人。他们选择投资移民的动机五花八门:避祸、担心资产安全、选择福利社会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,甚至仅仅为儿女求学和前途考量。
上述提高投资移民门槛的国家中,有一些是传统的移民大国,如澳大利亚、加拿大,技术移民、探亲移民、留学移民比例都不小,投资移民只是其中一部分;另一些国家和地区,如新加坡、香港,虽也有专才计划等以引进稀缺人才为标准的移民项目,但每年接纳人数有限,投资移民反倒是移民的主体。
这些国家提高投资移民门槛的初衷其实是大不相同的。澳大利亚主要是担心移民太多冲击本国社会,加拿大则声称移民申请太多,积压拖沓严重,而新加坡和香港则是担心投资移民冲击本国本地区地产、金融业的稳定。因此具体实施细节大相径庭,加拿大是对投资和技术移民收紧政策,而对留学移民放松,澳大利亚则是全面收紧,香港、新加坡则暂时未触及人数不多的专才引进计划,但有一条是相同的:大幅度涨价。
之所以如此,和原先门槛已经“拦不住人”有关:随着中国内地房地产价格的飙升,原本高高在上的投资移民门槛,如今变得只要卖掉自家房子就可达到,这自然让投资移民数量激增。不仅如此,随着中国国内贫富差距的增大,和一些社会问题的发酵,不论是既得利益者还是“既失利益者”,都渴望寻求一个更安全的氛围和更可靠的保证,花一笔能负担得起的代价,把自己和家人“变成外国人”,自然也变得格外有吸引力。
各国为投资移民涨价,并非仅仅为了钱。许多评论都指出,相较于技术移民,投资移民对移民接受国归属性差,更难、也更不愿意主动融入新社会;由于经济上比较宽裕,他们并不像传统移民那样忙于找工作、求学,他们的子女也更难和当地人打成一片,在许多本地人看来,这些“外国有钱人”有钱是自己的,对当地的贡献还不如普通技术移民,更何况,他们还抬高了当地房地产等“硬件”的价格。
必须指出,没有任何一个国家、地区的投资移民政策调整是声称针对中国(或其它任意特定国家)的,但新政影响最大的,显然是中国内地投资移民群体。
从目前情况看,门槛的提高是大势所趋,而且会继续发展。各移民接受国的社会民意,普遍支持移民门槛的提高,甚至连大多数非投资移民也不例外,因为在后者看来,投资移民带来的房价飞涨对他们伤害最大,而且这些“有钱人”和艰苦奋斗、努力融入当地社会的非投资移民“生活在不同世界”。
门槛的提高可以挡住那些因房价暴涨而可以“卖掉房子就移民”的普通人,却挡不住真正的有钱人,投资移民的热潮有增无减,对于这种新动向,各国的反应似乎是选择继续抬高门槛:加拿大联邦和新加坡、澳大利亚等较早抬高门槛的,一般从颁布新规到实施都有几个月以上的过渡期,而最新的几例,香港从颁布新规到实施间隔只有1天,魁北克省理论上只有4天,且因大批投资移民试图抢在这4天里“加塞”,魁北克省索性提前两天宣布“关门”。
如果内地房地产价格难以调控,不同阶层“富人”对安全、安定和子女前途的考量依旧,投资移民的“刚性需求”就难以根本被抑制,在中国“有钱人”和各移民目的地间,出现“涨价——加紧申请——再涨价——再加紧申请”的恶性循环,并非不可能的事。